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平外交六十年发展中国家作为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群体，构成了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六十年的辉煌外交画卷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始终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当前，中国与诸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崛起，众多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关系的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为总结建国六十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拟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本文的课题来源：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因素(08JJDGJW256)；2008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东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本文同时得到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上海市曙光计划、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战略、60年代的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战略、70年代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三个发展阶段。这30年是发展中国家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实现民族独立的30年，也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方式团结合作，发展成为一支重要国际力量的30年。在此期间，尽管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调整，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却始终保持不变，进而奠定了双方团结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
早就十分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并据此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早在1946年8月，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这里，已深刻认识到美国的战略目标并非入侵苏联，而是通过把西方国家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内，而实现美国的世界霸权，进而初步认识到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在两极体制下的特殊地位。
1955年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这广大的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与此同时，伴随众多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第三世界开始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中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相同和相似历史命运，构成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在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在补充讲话中提出：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基于上述认识，中国明确将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中国将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的中间地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体现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这一论述表明三个世界理论的雏形已经具备。1964年在同美国友人的谈话中，首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指出：美国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当然，在这里阐述的第三世界仍然是中间地带理论的不同表述。
1974 年，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明确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主要在于号召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要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从的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形成历时近30年，这一过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诞生、77国集团的出现，直至第三世界形成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充分反映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提高。三个世界理论不仅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构成了党的集体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外交战略可以概括为：
在20世纪50～70年代，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国家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西亚非洲地区，中国大力支持西亚北非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积极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巴勒斯坦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支持安哥拉Kaiyun体育全站入口、几内亚比绍、南非等非洲国家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支持安哥拉、扎伊尔、阿富汗等国反对苏联侵略的斗争。在拉丁美洲，中国对古巴革命、巴拿马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斗争和多米尼加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都给予了坚决支持。
在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掀起的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77国集团在联合国内所进行的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的斗争，构成了当时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主要表现，中国对此予以了大力支持。在1974年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就第三世界国家的共性特征以及共同面临的任务，如何消除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中的不合理现象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
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大量无偿经济援助，其重要战略考虑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巩固其政治独立。周恩来指出：中国是一个刚刚解放不久的国家，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 我们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独立。但是由于我们认识到，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帮助其它国家经济的发展。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访问回国后，周恩来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也适用于我国对亚洲和其它新兴国家的援助。 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为了指导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连续召开了五次对外援助工作会议。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一直保持连续增长(参见下表)，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外援占同时期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5.88% ，其中1973年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6.92% 。从1970～1978 年，中国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 个项目，超过前16 年(1955～1970 年)建成项目的总和，其支出为新中国成立以来21 年总和的159 %。非洲是当时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在1956～1977年间， 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176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176 亿美元)的58%。
中国的对外援助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赢得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声誉，为日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奠定了深厚基础。例如Kaiyun体育全站入口，有国外学者针对中国援建的非洲坦赞铁路所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指出，它所具有的史诗般的象征意义，预示着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条非西方世界间的南南合作之路的启动。当然，中国单方面的对外援助存在的局限性也不容否认，如超出中国自身能力，造成某些国家对中国援助的过于依赖，对某些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对外援助甚至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等，都是当时推行单方面对外援助留下的历史教训。
首先，中国自身本着求同存异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为打消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印度、缅甸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不断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应求同存异的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主张的精髓就是彼此尊重、相互平等、互不干涉，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深厚基础，同时也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后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中，中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存在矛盾分歧和冲突，但是中国坚持了不因与某些国家的关系而影响整个第三世界团结的作法。例如，1961年不结盟运动兴起时，中国与这一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处在僵持状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相反，中国对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的总政策，予以了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
其次，中国积极做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例如，在埃及与以色列和解后，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急剧恶化。为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做了大量工作。指出，中东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要靠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联合，希望阿拉伯国家不要中断与埃及的关系。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阿拉伯国家相继恢复与埃及的关系，埃及重新回到阿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客观认识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的基础上，逐渐冲破过去以意识形态，或以美、苏阵营划线的传统外交理念的束缚，确立了独立自主与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在继续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和传统友谊的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了充实与调整，从而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严重挤压，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希望中国当头抗衡西方的期待。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基于对时代主题的全面认识，从中国独立自主与不结盟外交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是千万不要当头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确定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基础不会改变，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永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到80年代，实际上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的一边。
第二，中国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但不会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还说：搞霸权主义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名誉也不好。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意在强调，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国家利益，也不利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但同时认为，不当头并非无所作为，有所作为的主要方式就是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战略中，无论是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思想，还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中国都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加以贯彻和执行。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
在20世纪50～70年代，受到冷战体制下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与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如何在不同时期构成了中国划分敌我力量的重要参照，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例如，在50年代，由于中国以美国画线，对于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中国很少与它们交往；在60～70年代，中国又以苏联画线，按第三世界国家对苏联的态度立场决定中国对它们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确立了全方位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放弃以大国画线的做法，使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据统计，1980～1990年有24个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在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中国与第三世界一致率从1971～1976年的58.5%上升到1984～1987年的84.5%。
20世纪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关系的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在构建与参与区域组织合作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缔结了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中国作为首个非东盟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成果显著；中国和非洲国家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我国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主办的规模最大、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国际会议，对巩固和发展我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与阿拉伯联盟于2004年成立中阿合作论坛，2006年中国成功主办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在外交与经济两者关系方面，中国实现从经济为外交服务向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从80年代起，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基本方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从战略高度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探索双方经济合作的新形式，双方已日益形成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后，深刻认识到大规模单方面经济援助的局限性，强调对外援助要注意方法和效果。他指出：应该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的援助原则还是那个八条，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在上述精神指导下，1980年3月，对外经济联络部召开了全国对外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工作方针。
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中国总理访问非洲11国，提出了我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1985年，中国总理在访问拉美时又提出了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原则，即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与此相适应，从1983 年开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无偿援助开始减少，在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实施承建成套项目的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始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使双方经济关系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为主逐渐转变为互利合作为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一步努力探索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新形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主体逐步从双方政府转为双方企业，实现了援外方式多样化和援外资金来源多元化。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援外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在坚持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前提下，中国积极推行优惠贷款、援外项目的合资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从战略高度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探索双方经济合作的新形式。在2004年召开的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上，总理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伴随不断中国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战略，伴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形式的多样化与制度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已经遍及发展援助Kaiyun体育全站入口、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等各领域，真正走向了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当今世界的主要热点问题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期待不断提高；从中国自身来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有义务为解决国际争端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解决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20世纪80~90年代，基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战略，以及受中国国家实力有限、参与多边国际机制的经验相对缺乏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热点外交在总体姿态上具有相对超然的特点。具体体现为在与现实国家利益相关性不大的热点问题上，中国除在联合国框架内表达立场、施加影响外，参与和介入的程度十分有限。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力的增强，融入国际体系程度的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要求的提高，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不断外溢和走出去战略(如当前中国成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重要一方就与此有重要关系)的确立，中国日益加强了对国际热点问题的介入与参与程度。党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表达了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根本主张及信心与决心。
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热点外交的鲜明特点：第一，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热点外交的根本宗旨；第二，倡导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第三，重视发展，强调通过经济合作和增加人道援助，为和平解决争端营造环境；第四，通过加强与有关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协调和沟通，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第五，从国际道义出发，尊重相关各方合理的利益关切，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当事国或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热点问题上，中国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国的外交政策与价值观念出发，在妥善处理并协调有关大国、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关系的基础上，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当事国或地区的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不谋求控制和主宰热点问题及其相关的国际事务，积极推进多边磋商与协调，对于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中国在中国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缅甸等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主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指出：在近年里，中国的外交活动反映出一种变化，……它认识到与国际社会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价值与义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上一种我们应该肯定并继续支持的趋向。（来源：中国改革网）